尚雷諾曾說：「一個導演終其一生只拍一部片子，其他的只是註腳。」一個導演總是會在多部電影作品裡面留有自己風格的痕跡、無可避免地在每部作品當中都會─有意識或無意識的─帶有作者風格，甚至是講述同一個母題。
昆汀從執導處女作〈霸道橫行〉開始，經過〈黑色追緝令〉、兩集的〈追殺比爾〉、到〈決殺令〉，昆汀的故事當中充滿了「權力」不對等和對「體制」的衝撞，上述的「權力」和「體制」可以代換成對立的力量/強者/敵人/異性…等等。烏瑪舒曼在〈追殺比爾〉中，用暴力和武士刀(極其陽剛)衝撞了迫害者─絕大多數是男性(我認為同時也衝撞了規範「女性」形象的教條)、Jamie Foxx在〈決殺令〉當中衝撞了族裔問題、衝撞了社會階級、衝撞了資本家… 昆汀把這些衝撞體制的行為在鏡頭中化為暴力，甚至是一種娛樂化、美學化的暴力，觀眾在觀看時同時感受到衝撞權力以及享受暴力的視覺快感，他的多數電影總是如此生猛、通俗，在觀眾看來總是痛快。
塔倫提諾1994年的《黑色追緝令》在電影的敘事手法上，打破傳統線性敘事，打亂了故事的發展節奏，將多段故事在時間上的關聯性重組，模糊了時間順序的功能和定義。電影也玩弄了許多保守的價值觀，宗教、父權都被拿來取笑一番：約翰屈伏塔煞有其事的辯論著吃不吃豬肉；山謬傑克森在殺人之前先讀了聖經，一個殺手擺出了牧者的姿態；布魯斯威利的硬漢形象和Ving Rhames黑幫老大的代表的父權和陽剛力量也在螢幕上被大大的嘲弄，對於常規以及傳統有諸多後現代「反體系」的反叛性。
後現代性在於對傳統、對權威、對於既有體制的反叛，影片中充滿了對「不入流的」大眾文化的致敬(搖滾樂、舞廳、電影明星…)，Nirvana的主唱柯本的形象被挪用到毒販Lance身上；Jack Rabbit Slim's餐廳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大眾文號流行符號(瑪麗蓮夢露、漫畫海報、克勒萊斯勒造型的座位)；甚至cheese burger的速食文化也在片中佔有一席之地。這些物件表達了他們的分歧性，分歧於禮教、分歧於道德、分歧於常規，片名Pulp Fiction也相當後現代的劃分出本身的通俗性、大眾文化等意義。 除了影片本身的分段敘事打破慣常的時間規律外、當中的各式符號也模糊了歷史的時間感，通俗的符號融匯在一家餐廳當中，不斷被挪用，將本該是依序出現的文化現象萎縮在同一個時空當中，例如舞廳文化(twist contest)以及嬉皮生活哲學(Lance and Trudi)…等等。
又，
我無可自拔地浪漫的認定，烏瑪就是昆汀終其一生唯一的母題。
透過鏡頭，他凝視了烏瑪二十年，就像是希臘雕塑家皮格馬力翁，終於被他所雕塑的雕像愛上。
只不過烏瑪不是被塑造的美麗雕像，她是手持武士刀的煞氣女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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